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的费用扣除标准，即俗称的“起征点”，是税收法律制度中关涉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平衡的核心要素之一。3500元这一标准自2011年确立并实施长达七年之久，在我国税制改革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标志性意义，其立法背景、法律内涵及后续演进值得深入探讨。
从法律沿革视角审视，3500元起征点的确立是立法机关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基本生活成本进行综合衡量的结果。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减除标准由原先的2000元每月提高至3500元每月，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税率级距调整同步进行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法律修改遵循了《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体现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其立法宗旨在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回应当时物价上涨与民生诉求，实现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优化。
在法律规范层面，3500元并非一个孤立的数字，它构成了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中的法定扣除项。根据当时有效的《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一规范具有普遍性与强制性，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纳税人。其法律性质属于“基本费用扣除”，旨在保障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收入免于课税，这体现了税法的人本精神与量能课税原则。围绕该标准，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征管规则体系，明确了申报、扣缴、稽查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义务。
法律必须与时俱进。3500元的固定标准在实施数年后，逐渐面临新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特别是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大幅上升，原有的扣除标准已难以充分覆盖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成本，其保障功能有所削弱。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与物价指数（CPI）或收入水平建立动态挂钩机制，缺乏法律预设的自动调整条款，导致其实际价值因通货膨胀而逐年缩水，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税负公平的立法初衷。这些客观变化引发了学术界与公众关于起征点是否应再次调整的广泛讨论，也推动了后续改革的立法进程。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法，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并引入了每年60000元（即每月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同时新增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此次改革并未简单否定3500元的历史作用，而是在其基础上实现了制度跃升。新制度不仅提高了基本扣除额，更关键的是确立了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多维度、差异化的扣除体系，使得税制设计更加精细化、个性化，更好地契合了不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从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历史性转变。
回望个税起征点3500元的时代，它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效履行了其历史使命。其确立与实施的过程，是我国税收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既积累了经验，也揭示了固定扣除标准模式的局限性。当前税制在继承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综合征收与专项扣除，构建了更为公平、科学的现代个人所得税法律框架。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进一步完善，仍应坚守税收法定与量能课税原则，持续优化扣除机制，使其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法治功能。
